钱绍武:我所了解的司徒兆光

我们中国有这样一批雕刻家,他们默默地劳作着,磨炼着,创造着,克服着难以忍受的困难,安贫乐道,怡然自得。而创造的作品呢,除了极少数人偶然博得“天颜有喜”,“身”价十倍以外,大部分人的辛苦却没人知道,没人关心,当然更没人来买。真是实实在在地走着一条“寂寞之道”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有了转机,总算有了可以展出的机会。而一旦展出,往往使人们大吃一惊,惊讶雕刻家的勤劳,惊讶雕刻家的智慧,惊讶那水平之高,数量之富,探索之广,钻研之深等等。好象忽然之间中国出现了大雕刻家。但是我要说,事实上,中国这样的雕刻家有的是,而司徒兆光就是其中之一。司徒兆光可说是地道的“科班”出身。由中央美院附中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,又被选拔留苏。学习上刻苦勤奋,成绩优秀。他当然也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,上山下乡,折腾不轻。他还有一个别人少有的机会,曾被派往西藏呆了近两年。在这些日子里很多人合乎常情地消极怠工,牢骚满腹,而司徒却有所不同,当他还在部队托管期间(他当了三年炊事员),光素描头像就画了三四百张,速写还不算。去西藏一次更是积累了大量的素材。他又是“双肩挑”干部,只是充分利用了各种间隙才打出了一大批木雕、石雕、圆雕和浮雕。如果说有些同志能够“用志不纷”地做出了好成绩,那末司徒兆光应该是另一种“典型”,就是说他能在头绪纷繁中做出好成绩。我认为这就更加困难,更有意义。但是这就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敏捷的构思才能。说到生活积累,我们会立即想到“长期地、无条件地生活中去”这句话。但多长算是“长期”?谁也没有定论。因此我的体会是:“到生活中去”诚然是个颠扑不破的原则,但就像说精神来源于物质一样,真正要解决创作问题却不这么简单。[www.雕塑.net]

创作活动的第一步首先是获得创作“契机”。而创作“契机”的核心恰是在生活中所产生的真挚感动,是那些各式各样的“动情之点”。而且这些“感动”本身还必须带有专业性质。音乐家如果不对音响的世界感兴趣,光写了很多文字记录,那末他最好转行去当记者或作家,要作曲大概仍然是困难的。同样,一个雕刻家要有兴趣于形体世界,他的动情是对在空间中的形体和其运动的感受和激动。这种形体和运动的感受多了,在某种触发之下就会产生一个“飞跃”,形成创作的“契机”就会“雕思敏捷”,“雕思泉涌”了。当然这种激动本身是离不开作者的思想境界,专业修养,艺术天赋以及责任感的。同时,创作也和任何技巧一样,越熟练、越来得快,越能触类旁通,有如神助。司徒兆光在西藏两年多,他自己说简直有做不完的创作构思。我们看他的创作也确实如此。如《扬青稞》、《母与子》、《背》、《雏鹰》、《藏族小姑娘》、《喂鹿》等等一个接着一个,几乎层出不穷。他告诉我,进入藏区以后,藏族牧民浑厚淳朴的性格和形象深深打动了他。他看见妇女们背水,那种巨大的耐力使他惊讶。后来又发现他们什么都背,那体积和份量几乎令人难以置信,但她们却习以为常,以她们那种特殊的方式负担着。那么举重若轻,那么……几乎可说是美丽地负担着,虽然在这个场合用“美丽”二字似乎不大合适,但我一时真找不到更恰当的形容。这里面体现了一种坚毅的美,一种克服困难的美。这种美使司徒深有所感,所以他说:“我觉得她们不仅在背水,而且可说背那种沉重的一切,所以我把背的桶做得比较抽象,以求更有广泛的概括性。题目就笼统地叫做《背》”。正是由于他对藏民艰辛的过去怀着深深的同情,所以一旦见到这种坚强而美丽的负重形象就会触景生情。产生了富有象征性的创作“契机”。这作品的尺寸不算大,但做得简练概括,落落大方。他那种大刀阔斧,一气呵成的作风在这儿得到了恰当的发挥。在西藏呆长了就会了解藏族婴儿的死亡率相当高,所以一旦有了孩子,他们就特别爱护,几乎时刻不离。她那万宝囊似的大皮袍子就成了“育儿袋”。未来的山鹰们就在这慈爱的怀抱里成长。这种深厚的爱当然又感染了作者,于是诞生了《雏鹰》的创作“契机”。有次去参观牧民们喂鹿,饲养员是个姑娘,拿着牛角正给小鹿喂奶,但小鹿却向她胸前乱拱。小鹿的天真稚气,对她的无限依恋,少女对小鹿的温柔爱怜,这的确是令人神往的,神往那种天真单纯、善良和谐之美。他还有不少藏族的创作,我就不一一例举了。可说无一不是自己生活中的真感受、真动情而来。所以尽管从题材来看,并不出奇,而就在这些常见的题材中,却可领受到作者的深情,正因为真挚,所以必然有着独创的价值。

当然,他的创作,他的激动不限于藏区,他不放过任何日常生活中的动情之处。他做了一系列亲切可爱的肖像。做了自己儿子的肖像,作了庞涛闺女的像,做了“小咪”的像,做了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的像,做了贺老总的像,廖承志的像等等。伊文思是位极富正义感的艺术家。支援过西班牙内战中的人民阵线,和白求恩同志在一起,支援过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。几乎可以说凡是进行着正义战争的地方,他都去过。因此,他赢得了“飞翔的荷兰人”的称号。也因此而和司徒慧敏同志结下了深厚友谊。所以对兆光也特别关心。这一切就使司徒兆光对他有了不同一般的感情。因此,这个肖像是成功的。那坚强而热情的眼睛和嘴,那饱经风霜的头额,那散乱不羁的银发,那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的身姿,处处都体现了“飞翔荷兰人”这个主题。伊文思自己很喜欢这个肖像,把它带到法国,铸成了青铜。司徒自己只好再打了一个木雕。廖公去世之后,大家都十分怀念他,司徒一家都曾是华侨,所以对廖公尤感亲切,因此司徒接受了廖公家属的委托,为廖承志同志塑像。塑像两倍于真人,费时较长,可说是他近期的力作。大家知道廖公是乐观的,但一生道路却是坎坷的。他双眉疏朗,但饱经忧患的烙印竟如此明显。嘴唇是厚道的,而艰险的经历,使他非果决不可。眼睛是善良的,但革命的磨炼却使它们十分锐利。脸型是温和的,但辛劳奔波使它粗糙、坚毅。这些特点都难于表现,难就难在互相矛盾。这种矛盾性在“时间艺术”中还可以表达,而在“空间艺术”中却成了大难题。由于司徒兆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,熟悉了这些特点,所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这种矛盾性,获得了很大的成功。在这一系列肖像中有一件作品引起了轰动。司徒隔壁住着一位聪明美丽的小姑娘“小咪”。这是一个谁都喜欢的孩子,性格活泼,懂事好强。说要给她做像,她并不反对,可就是立不定,坐不住。这当然给雕刻家带来了困难,但没有想到,却也带来了好处。迫使雕刻家更多凭着记忆来创作,因此这个像做得更为自由,更为生动和概括。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熟练问题。如果说《扬青稞》等作品是他打木雕的开始,因此显得多少有点拘谨。那末到了这时,技艺已臻成熟,所以打得自由活泼,开阔洒脱。

我和司徒相熟,应该说有了年头了,但因为一直在一起,所以也有个“当局者迷”的问题。我没有认真地、统观全局地研究过他的艺术。这次《美术研究》给了我一个机会,使我对他全部作品整个地想了一下。在欣赏之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,主要就是怎样更好地扬长避短。总的看来,司徒艺术创作的优点是大刀阔斧,惬意潇洒,看来尚未最后完成,正好给观众留下想象的余地,令人觉得痛快淋漓干脆利落。但是有些作品中却没有发挥这个长处,似乎力求深入。好象精雕细琢,而结果却适得其反,反而显得罗嗦、费劲、疲软、琐碎了。记得吴作人先生常说:“有些画家老是画个没完,画得没法再画为止。而大画家则不然,他们知道画到什么时候就不画了。”这段话似乎是幽默小品,其实却是至理名言。幸而这类作品在司徒的创作中只占极少数。而且我想也是不难克服的。而克服这种缺点的最新证据就是他的新作《读》。现已立于北京东长安街正义路的街心花园中了。这是汉白玉雕刻的少女形象。通身明亮、几乎没有细节,只是以明朗简洁的几大块体积,表现了一种宁静优美的意境。我想人们不会要求去看更多的细节吧。虽然,她衣着的式样几乎没有交待。脸部五官也似乎是朦胧的,但是只要熟悉司徒的人,一望便知这是他的佳作。这才体现了他的长处和特色。

最后谈谈司徒的另一点长处,是造型技巧的熟练,这种纯熟本身就是美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主要体现在木雕的刀法上,这种能力完全是长期训练的结果,也是扎实的造型基本功所决定的。在某些艺术门类中,往往有人以生拙取胜,名之曰“稚拙味”,特别在文人画的领域中,应该承认这种美感的妙处。但在技艺要求很强的雕刻艺术中,几乎可说带有某些“工程”性质的艺术中却要求完美、精到和纯熟。而纯熟精到,却没有捷径可走,只有长期磨炼这唯一方法。谈到熟炼、精到,在艺术界流传很多“格言”,如说齐白石老先生一生只有十天没动画笔,那就是他母亲去世的几天。又说音乐家罗平施坦,一天不弹钢琴自己已觉得到差别,两天不弹,他的至友都可发现,如果三天不弹那末一般听众都能品得出来了。这些道理都是我们学艺时的座名铭。但老实说,从新中国成立以来,特别是“四人帮”统治时期,文学界的大部分同志都没法实行这些教诲。原因是大部分时间都在“开会”。现在听来,好似笑话,但却曾经是三十年来的现实。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利用各种间隙就成了学问。我在上面已经说过,司徒兆光在这方面就有他特殊的长处。他长期担任党内工作,又是教学骨干。社会活动也相当频繁,比如前年他参加了苏联第一届全国雕刻展,他拍了三千约张的幻灯片,回国后,上至中央下至地方,自党政宣传部门到各艺术院校放幻灯、“拉洋片”达数十次之多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保持着、完善着雕刻技巧,达到纯熟的境界,岂不是难能可贵吗?他真是利用了饭前饭后、中午休息、晚上乘凉的全部时间。因此我想要像他那样幸运地入附中,上大学,去留学,这样的条件是不容易的,但是他那种抓紧一切时间,利用各种间隙,锲而不舍,以抵于成的精神却是人人可以办得到的(如果愿意的话),这样的同志在你身边工作着,这本身就是一种推动力,我自己就经常受到好处。我想这是介绍司徒兆光的作品时不能忽略的吧。

司徒兆光正处于艺术生命的盛期,一切优点正在发挥,一切不足正在克服。让我衷心地预祝他更大的成功,用一句陈词滥调吧,叫做“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!”

1985.02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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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3月13日起

知名雕塑家司徒兆光先生,于2020年3月4日18点在北京逝世,享年80岁。

作为中国城市雕塑的奠基人,

司徒兆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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